读了张巨龄先生的《由一种语言现象想到的》（4月11日光明日报《学术》专刊），引发了一系列的想法，而这些想法又大多与该文作者的意见相左，所以，不惴浅陋，以与张先生商榷，并就教于同行专家。
张文说，他的一位正在中学教书的学生最近写信给他，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语音规范问题：有些字，本来工具书上有规范读音，人们虽然知道，但在实际生活中，却偏不那么读，偏要去读人们早已习惯，却又不知怎么来的反“规范”读音。例如，“庄”，本读zhuāng（“装”），一些村子的老老少少却都读zhāng（“张”），根本不理睬书中标明的规范。张文说，对于这种语言现象，他“曾简单地认为是方音影响的结果”，但这位学生的来信却使他“想到原因可能远不止于此”，因为“还是这个字，还是他们那个方言区，在另外一些村子”人们却“规规矩矩地遵从规范，均读为‘zhuāng’了。”
我想，这种现象，张先生原来认为是方音的影响，本来是完全正确的，但现在他却犯疑了。这种怀疑其实是多虑的。因为，由于几十年推广普通话，现在在同一方言区的不同“村子”（或社区）对同一个字，有的仍念方音，有的念普通话的规范音完全是正常的。这反映了规范读音（普通话读音）与方言读音在相互影响中逐步向规范读音靠拢的过程。各地都有这种情况。例如，西安方言的“抓”念［pfaＪ］，而青年人即使说方言也全念作zhuaＪ（“Ｊ”表声调，为21调，上面国际音标中的“Ｊ”同此。其余为55调，∨为214调，∨为51调），这样，由于语主“混同作用”（即在人群聚居处，读某种音的人多，少者则有与多者趋同的趋势），在某些“村”（或社区）则读［pfaＪ］，而在另一些“村”（或社区）则读zhuaＪ。又如，“日本”、“国家”两个词，陕西关中方言过去都念作“erＪ本”（音如“耳本”）、“guiＪ家”（音如“轨家”），可现在，大多数人无论在何种场合基本上都念规范音，即使说方言，也念作“riＪ本”、“gulＪ家”。在方言“临界区”最容易发生这种变化，因为更靠近规范读音的地区受的影响更大些。
近些年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普通话迅速走向普及，上面所说的那种“过渡”现象就十分普遍。商品社会大大扩展了人们的交往范围，为普及普通话创造了良好的机会；反过来，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又会大大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。这正是当前发展市场经济出现的令人鼓舞的局面。张文说，“单是方音这一种因素，是无法解释这种同一方言区中的同字而异音的语言现象”似未看到作者到底作了怎样的“解释”。
至于文中所谈到的语音现象，对于各地方言来说，真是太普遍了。例如，陕西兴平话把“裤”读作fùr（复儿），把“哭”读作fuＪ；关中东部一带把“嫩”（nèn）读作lùn（论）等。张文所说“炊”念作cuàng，那还是相当接近规范音的呢，而陕西关中东部把村名“薛家”、“雷家”念作“薛a”、“雷a”，这离规范音不是更远吗？而“岳”念yào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读音，如，“跃”应yuè，很多地方都念yào就是明证。而所有这些都说明推广规范读音的重要性：方音影响交流，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工具书的规范读音在引导规范方面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语文工作者应当为推广规范读音而努力。
我国地域辽阔，方言众多。要在方言积习很深的人群中推广规范读音，是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。我们认为，规范化和标准化两个概念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。联系是，二者都离不开标准；区别是，规范化注重过程，强调由不规范向规范逐步过渡，不断接近和达到规范标准。标准化则强调标准的严密精确和执行的强制性。作为引导规范的工具书要尽可能按标准化的要求去做，而语言的使用则应尽可能地向标准靠拢。我们在推广规范读音中，强调注意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是为了让群众便于和乐于接受，决没有迁就几千年自然经济封闭状况所造成的“乡音不改”旧习的意思，更不是要放弃推广标准音的目标。
张先生在文中还提出了开展汉字读音“民意测验”的主张。对此，我们完全赞同。开展这种“民意测验”对于不断完善汉字的读音规范是必不可少的。事实上，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到1985年12月公布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，对一系列汉字普通话读音的审订，就是建立在这种“民意测验”的基础上的。但是，这种对汉字读音“民意测验”的目的，决不是张先生所说的“给上述那类本没有那种读音的字，添上个正在实用，且方便大众的读音，充实规范的内容”，即给上述如“庄、务、炊、岳”等字，除现有的规范读音“zhāng、wùchuī、yuè”之外，再添上那些所谓“正在实用”，“且方便大众”的“zhāngfǔ、fǚ、cuàng、yào”等音。因为，这样的工具书根本就没法编。我国方言众多，言音分歧甚大，同一个字该“添”上多少个地方读音？如果真这样做了，工具书还怎样引导规范？这样做，只能冲淡规范，破坏规范。
